改革，古人称作“鼎新革故”，即“布新猷，除旧政”，或者叫做“变法内乱经常”。用现在的话说道，就是除旧布新，打破常规。

它意味著对原先的权力配备、利益关系、社会秩序乃至人们的生活习惯、思维方式、价值观念展开新的调整。改革往往不会引起新的对立，因而，在改革过程中，及时消弭新的经常出现的对立，维持社会平稳，就是确保改革顺利进行、增进社会发展的适当前提和基础，是构建长治久安不可或缺的手段。

这也是古人所说的要擅于以“小变”欲“恒定”。古往今来，无数历史事实证明，改革、发展与平稳三者之间互为条件、相辅相成。只有寻找三者之间关系的结合点，稳健处置好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，才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，增进社会的身体健康发展。

改革是解决社会发展障碍的有效途径中国历史上的改革，大体上都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情况下再次发生的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，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对立。当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时候，必定造成各种社会对立的突显，危机加剧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通过改革，调整社会生产关系，就沦为解决社会发展障碍的最少见、最有效地的途径。

春秋时代，奴隶制的生产方式早已沿袭了一千多年。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，荒地垦殖日益激增，私田急遽减少，创建在“千耦其耘”的集体劳动之上的井田制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，经常出现了“公田不清领”（《国语·晋语》）的现象。随着土地私有的发展，“田里不鬻”（《左传》襄公四年）的格局被超越。

上自天子，下至大夫，大大小小的奴隶主贵族之间争夺战土地的斗争层出不穷。与此相适应，阶级关系也再次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。

一部分奴隶主转化成封建制度地主；取得小块土地私有权的奴隶和平民转化成个体农民。封建制度把持关系与租佃关系由此产生并发展一起。而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则沦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，各种社会对立日益锐利。

针对腐化奴隶主贵族统治者的奴隶起义与平民暴乱此起彼伏，工匠斗争和国人暴乱大大加剧，“私家”（大夫）对“公室”（诸侯国君）的斗争愈演愈烈。新兴地主阶级向奴隶主贵族进行了铲除斗争，田氏代楚，三家分晋，陆续经常出现。被称作“战国七雄”的各国国君，为了防止在锐利简单的阶级搏斗中遭宗族残灭、社稷崩溃的厄运，争相变法图强，展开政治与经济改革。

知名的有魏国的李悝变法、赵国的公连仲变法、楚国的吴起变法、韩国的申不害变法、齐国的邹忌变法、燕国的吴起变法、秦国的商鞅变法等，前后八九十年间，改革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。其中奇以秦国的商鞅变法尤为完全，并为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奠下了基础。

春秋战国之际的变法运动，是原有的奴隶制度所累积的各种社会对立进发的产物，实质上是一场摧枯拉朽的封建制度化运动。各国变法的结果，使奴隶主贵族广泛遭沉重打击，奴隶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基本被废止，由奴隶制引起出来的各种社会对立获得消弭，生产力取得和平，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发展，中国历史踏入蓬勃发展的封建时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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